▲ 明十三陵首陵长陵。

凌空俯瞰，在燕山南麓与华北平原的交界线处，层峦环抱，如拱似屏，中间坐落着一块小盆地，13座雄伟壮丽的帝王陵寝，在盆地中次第排开。每当明亮的阳光洒下，掩映在翠色中的黄琉璃殿顶，便会闪耀着金色的光芒。这片中国的“帝王谷”被称为“明十三陵”。

英国史学家李约瑟曾激动地说：“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，它整个图案的内容，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艺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。它们的气势是多么壮丽！整个山谷之内的体积都被加以利用，用来纪念死去的君王。”他评价明十三陵为“最伟大的杰作”。

▲ 英国史学家李约瑟像

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，曾于19年间6次拜谒十三陵，除了表达作为故国遗民对前朝的追思，更详细考察了十三陵的陵制、建筑与山川。他对十三陵的地理环境，由衷地赞美道：“群山自南来，势若蛟龙翔。东趾踞卢龙，西脊驰太行。后尻坐黄花，前面临神京。中有万年宅，名曰康家庄。可容百万人，豁然开明堂……”诗中隐含着极大的信息量，既指出了帝王陵寝的选址之谜，也描绘了中国文化追求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之选。

觅龙：风水安“天下”

永乐五年（1407），朱棣的皇后徐氏在南京逝世。徐皇后比朱棣小两岁，是明朝开国功臣徐达的嫡长女，在靖难之役中，曾全力辅佐朱棣，亲自登临北平城督战，为朱棣入继大统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徐皇后去世之后，营建陵寝自然要提上日程，但在营建之前，先要选择建陵地点。因永乐帝早有迁都北京的构想，所以他没有下令在南京附近选择陵址，而是派出礼部尚书赵羾率领风水术士廖均卿等人，远赴北京郊区选择陵地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皇陵的择选，总是充满强烈的政治意味，围绕首都建陵又是惯例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，即将陵墓选在位于南京紫金山山麓。然而，朱棣却一改历史惯例，转而在千里之外择址起陵。

▲ 明成祖仁孝皇后

众所周知，以“清君侧”为名推翻建文帝政权的靖难之役，是一场可能“得罪于天地祖宗”的战争。因此南京的旧势力盘根错节，无论基于心理安全感或平稳政局的需要，似乎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；相比之下，北平是朱棣熟悉的故土，是他政治势力的大本营。另外，北元残余势力仍在威胁北方边境，南京深处腹地，鞭长莫及，而在北平扼守前线，能彰显天子守边的决心，大大增强朱棣皇位的合法性。

于是，迁都北京成为兼顾个人命运与政治时局的选择。朱棣授意为徐皇后在北平择选陵址，也正是为这一重大的政治战略进行试探与开路。而作为永乐一朝最庞大的“国家工程”之一，帝陵陵址的选取，自然是重中之重，风水堪舆之术也大行其道。

▲ 明成祖朱棣

堪舆地理是中国重要的地理传统。“舆”本指车轿，古人以为大地是一个如同车轿的平面，所谓“堪舆”，就是在这一平面上研究山川分布，来选定合适的地点营建城市、宫殿、家宅与墓地。这种特殊的地理传统，以“风水”一名为人熟知。

据明陵专家胡汉生考据，风水术至迟可追溯到《诗经》的时代，《大雅·公刘》中记载，周文王的祖先公刘，率众从邰（今陕西武功西南）迁往豳（今陕西彬州东北）时，择址建城，“相其阴阳，观其流泉”。“风水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古人朴素的地理观念。

渐渐成熟的风水术后来分流为“形势宗”和“理气宗”两大宗派。明代以前，帝陵的卜选，以理气宗占上风。宋陵即在其“五音姓利”的指导理论下，选择“坐丙向壬”——南面有山，地势较高，北面无山，地势低平，即北低南高的独特布局。

▲ 坐落在陵区南方龙山、虎山之间的大红门，是明十三陵的总门户。从大红门，可遥望北方连绵的天寿山，群山卫护下的十三陵，不仅风景旖旎，也是天赐福地

或许是与永乐朝政治上的转向遥相呼应，皇家崇信的风水流派，竟也发生了重要转折，更重人地山川的形势宗后来居上。形势宗的祖师是唐代的杨筠松，相传他撰写《撼龙经》和《疑龙经》，模拟佛教“四大部洲”的世界观，改造出一个中国式的“天下”版本：昆仑山如同“须弥山”，位居天下中央，由此四向散发出去的山脉，构成了“天下”的骨干。群山又随之被赋予不同的等级，其中最主要的山脉，则被比附“龙脉”的神圣意义，主导天下秩序。于是，“三大干龙”说应运而生。

天下山脉，源出昆仑，自西向东分为南、中、北三条主干，即中国最重要的三条“龙脉”。北龙、中龙的主干没什么争议，只有“南龙”曾令元末的堪舆术士们感到棘手，因为中国南方山势庞杂，没有如北方那般清晰的走向。但元代尚“不知结局”的南龙，很快在明初的历史中破题——朱元璋建都南京，安葬孝陵，当然是南龙风水最好的终结之处，难题遭遇现实政治，反而迎刃而解。

▲ 十三陵水库碧波如镜，水坝北侧的湖心岛上，矗立着一座仿明式楼阁，牵动着一段悠悠往事：顾炎武《昌平山水记》载，永乐年间，朱棣曾驾临东山口附近的平台山，后嘉靖帝谒陵时筑亭于上，题名“圣迹”，以祀成祖。圣迹亭毁于清初。在风水家眼中，平台山乃藏风聚气的天赐“砂山”，1958年，高峡出平湖，平台山没入水中。后来建起的高大楼阁留住了它的一道背影。

无独有偶，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，在昌平一带营建陵区，同样把“三大干龙”的风水学说与政权紧密地联系起来。“南龙”结于南京及孝陵，“中龙”结于安徽凤阳与祖陵。那么，“北龙”必结于北京附近，也将成为永乐帝的终极归宿。

点穴：这里就是天下“吉壤”

根据《廖氏族谱》记载，风水大师廖均卿受皇帝之命北上卜陵，并几度在南京、北平间往返。经过为期数月的踏勘，终于在明永乐六年（1408）八月初一向明成祖献上了山图。奏书称，“堪建陵基者惟昌平州东黄土山，一十八道岭峰美丽，真堪陵室根基”，“巍巍乎，四势呈祥”，是上佳的风水宝地。

与宋陵颇违反常理的北低南高的地势相比，“黄土山”无疑更接近我们今天理解的“风水宝地”——背后（北）有靠山、左右有环抱、前方有朝护，以形成一个藏风聚气、近似半封闭的地理单元，可谓“水绕砂回，拜舞类君臣之象”。

通过廖氏族谱可以管窥卜陵的谨慎与复杂：“六月初一日，各阁安排马匹出城看黄土山”，初十日“又登黄土山高峰顶上”。哪怕已向成祖奉上山图之后，次年正月“十三日至十六日，复去黄土山……十七日，冒雪再看黄土山。十九日开晴，又复看”。

事实上，当时以廖均卿为代表的风水术士们，还曾勘察过北平周边的许多地区，诸如燕台驿（今门头沟区）、玉泉山、潭柘寺等地。其他的备选之地尽管也有不错的风水条件，但一则自辽金以来，周边已多有前代皇陵与贵族墓葬需要规避，再则又往往失之偏远或狭隘，不能满足帝陵长期续建的需要，而黄土山前的小盆地，面积却有40平方公里，颇宜子孙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一小片盆地堪称“金盆”。它正处于太行山与燕山山脉的交汇处，为“北龙”的王气提供了最新的证据，也获得一种无与伦比的“大风水”视野：黄河挽其前，鸭绿界其后，太行、泰山成为左右的护山，南方的群山成为无尽的案山——这不正合端居天下中央的政治理想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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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土山还邻近“太行八陉”中最北的军都陉。军都陉自古即是沟通中原与草原地带的交通要道，明初要抵御漠北蒙元残余势力的骚扰，更以重兵扼守这条通道上的居庸关。除了交通便利之外，帝陵常常还需要配备充足的守备力量，在这里营建帝陵，更多一重天子守边的象征意味。

在一片广阔的陵区中，又如何选中最为紧要的地宫所在？古人谓之“点穴”。

在明十三陵历来盛传一个故事：在朱棣亲临视察时，廖均卿又献上一篇溢美之词，形容穴位所在鸾凤奔腾，又如金盆之荷叶，水绕云从，位极至尊，甚至能扦出声响，这叫“以其声而鸣天下”。不想后来“点穴”时，用于将来安放棺椁的“金井”却出了意外。地下水不断涌出，官员纷纷上奏，这是掘伤了地脉，要治风水师的罪。

形势宗根据对山川形势的梳理，总结出龙、砂、水、穴四个方面。在一个微缩的地理尺度内，卜选尤其讲究四方面的配合。“龙”指帝陵背后的山脉，体现伦理尊卑与等级秩序，也需要在山体的分布和其形态上，与五行、星象相对，并且符合严苛复杂的生克关系；“穴”处在“形止脉尽”处，“土色光润，草木茂盛”最为理想；“砂”指除龙脉外的其他山势，左有“龙砂”、右有“虎砂”，正前方则是朝案山；形成水流环抱之态的“水”，则是生气的基础。在此地所卜中的穴位附近，老君堂口、上下口、锥石口等几条小河交汇，恰好环抱帝陵……

然而，“穴”最怕的也是水，金井出水，棺椁容易被浸，是为废穴。传说，廖均卿对此却不慌张，从容上奏道：“黄土山穴中洪水滚滚，仰喷不止，正说明此乃真龙聚集之处，圣主驾临，穴中之水立止。”朱棣择吉日前往，穴中依然泉涌不止，廖均卿又请容他“喝山”——昭告祖师和土地、天星等诸神，穴中涌泉果然退去。并且还深挖三尺，掘出一对石鲤和一只石盆，现出吉兆。朱棣大喜，封黄土山为“天寿山”，将陵寝取名“长陵”。

自此，这片山前开阔盆地成为明代帝陵的陵区所在，山川形胜，纷纷加以利用、演绎，山、水、城浑然一体的建筑格局也渐渐形成。

向吉：各出奇招的继承者

自长陵建成后的两百多年间，明代的历任皇帝们（除了被降级的景泰帝朱祁钰），均在天寿山陵区卜选吉壤。由于长陵是永乐迁都后的第一座帝陵，也有祖陵的意味，因此，明代以后的帝陵，均以长陵为中心发散开去，在规模上也从未超越长陵。

作为十三陵的首陵，长陵占据天寿山陵区风水最胜处，是一项成功的“样板工程”，对后来的帝陵影响深远。后代皇帝常派人到此参观考察，以便“取以为法”，此后的帝陵也基本沿用长陵的风水规则。明十三陵，从无到有，点点滴滴，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规划哲学。

除长陵外，规模最大的，当属嘉靖皇帝朱厚熜的永陵，以及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定陵。皇陵是现实政治的投影，永乐、嘉靖、万历都是明朝历史上的重要时期，这3座庞大的帝陵，恰好对应着3位皇帝在位时的皇权膨胀期。

嘉靖七年（1528），皇后陈氏去世，世宗命人选择陵地，同时也秘密为自己卜陵。致仕兵部员外郎骆用卿到天寿山，外观山形、内察地脉，为世宗选择了橡子岭和十八道岭两处吉壤，画图贴说，呈给世宗。然而，直到嘉靖十五年，世宗谒祭祖陵时，才带领从臣和钦天监官员亲往十八道岭看，并下旨“适观吉地咸可为陵”。不过，到底在不在该地建陵，世宗还是没有最后拿定主意。

这位经历了“大礼议之争”的“较真皇帝”认为，天寿山已建七陵，若仍拘泥于此，未必是万世之计。只不过，他最终还是采纳臣子的劝谏——“天寿山形胜，天造地设，诚为国家亿万载根本之地”“修竹茂林，瑞气交嘉”。换言之，天寿山的风水是真的好。

永陵的靠山十八道岭，被世宗更名为“阳翠岭”，他担心此山的形态过于高耸，风水家则解释其为“主圣寿万年”，宝城位当山势将尽未尽之处，因而并不宜太深或太浅。后来正式修筑陵寝时，建筑极为奢华，不仅宝城、殿庑规制仅次于长陵，甚至增设了一道连长陵、孝陵都不具备的外罗城。

当年，世宗对风水的强烈担忧，不仅表现在为自己卜陵上。他曾计划将母亲蒋太后的寿宫也选在天寿山陵区，但经过反复察勘，又觉选定的陵地空旷凄凉，不如其父在承天府（今湖北钟祥）的显陵纯德山完美，结果建好的大峪山玄宫竟被放弃了。

后来，世宗之子穆宗朱载坖在位6年即病故，直接使用了闲置的大峪山玄宫，地上建筑一年速成，便是“昭陵”。奇幻的是，此时在大学士张居正眼中，昭陵的风水又变成了“周势山川，形势结聚环抱……诚天地之奥区，帝王之真宅也”。当然，被张居正称赞的，还有其建筑的“精固完美，有同神造”。穆宗之子神宗曾下令，昭陵的封土与永陵“一体加倍”，因而其宝山封土几乎填满了宝城，为防止封土滑坡，墓冢前的拦土墙修得特别高大，被称为“月牙城”。

穆宗之子朱翊钧，继位时年仅10岁，却成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，长达48年。这位皇帝以怠政留名，但对卜陵一事却颇为积极。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，年仅21岁的朱翊钧便决定在春祭时为自己卜选寿宫。这一年帝师张居正去世，或许在其严苛的教导规训下备受压抑的神宗，是在彻底放飞自我。

神宗突发奇想，要在春祭后登长陵、永陵、昭陵主山绝顶，远眺卜选的陵址。但这些山峦陡峭险绝，皇帝的浩荡队伍想登临，势必要破山修路，首辅大学士以破坏先帝陵寝风水为由，成功劝阻。可见，再任性的皇帝，也不能不顾帝陵风水的“大局”。

可惜，神宗费尽心机选中的陵址，后来竟发现穴位多石，不得不前移避开。此后的历史也说明，风水并不是无限供应的资源，天寿山陵区内的风水吉地，日益稀缺。在为光宗营建帝陵时，陵区内的风水吉地几乎已卜选殆尽，不得已考虑了陵区内的“景泰洼”。

“景泰洼”位于献陵、裕陵两座陵寝之间，曾是近两个世纪前景泰皇帝所选的陵址。因明英宗通过“夺门之变”复辟，景泰帝被废为郕王，最终葬于玉泉山北麓的景泰陵。这处风水上佳的“景泰洼”也被废弃，直到天启年间被重新利用，此时已顾不得“僭分”之嫌，在两座祖陵中间的这片旧址，硬是插进一座为光宗修建的庆陵。

庆陵几乎是靠着捡漏得到天寿山下最后的风水宝地，此后的德陵很难再找到完备之地，只能在风水上多有妥协。此时的明朝也已危如累卵、大厦将倾，万历年间的“三大征”几乎耗尽了明朝的国库，努尔哈赤的大军，正在东北攻城略地，国境之内已是民变四起。

在庆陵落成后仅仅18年，李自成的大军攻入北京，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，死时尚没有一座帝陵。直到地方官吏收敛了帝后尸骨，在昌平田贵妃的墓穴中安葬，才总算是有了葬身之地。后世清朝以帝礼改葬，将此地名为思陵，同时也为十三陵漫长的营建工程画上句号。

再次俯瞰这片天寿山脚下的帝王谷，群山依然如封似闭地在那里守望。这片土地有着天然的防御优势，为了更加严密地守护陵寝，本就擅长筑造长城的大明王朝，又在陵区周围的十个山口，设置了不同形式的军事防御建筑，史称“十口”。有的关城高耸，有的敌楼相望，有的边墙绵长，“因山为城……络绎不绝者可六七十里”，把陵寝团团围在其中，成为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进入的神圣禁地，一座特殊的“围城”，又或是明帝国的另一个紫禁城。

明十三陵，自建陵开始，便有了陵监——负责管理和保护皇陵的机构。清朝入主中原后，每一陵附近都住着专门的陵户。数百年间繁衍播迁，又形成了一个个以陵寝名称命名的村庄，为苍翠而静谧的帝王谷，增添了勃勃生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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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室子孙渴望在藏风聚气的吉壤上得到荫蔽，黎民百姓期待在风水庇佑下维系现世安稳。尽管风水理念披着一层迷信等外衣，但它的的确确创造出了一处明代建筑园林景观的经典杰作。